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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zài)军工路共青森林公园附近有座闸北(zháběi)发电厂。对明明坐落于(zuòluòyú)杨浦的(de)这家(zhèjiā)发电厂而冠以“闸北”的称谓，我曾经颇感迷惑。查了一些资料(zīliào)后才(cái)弄明白：闸北发电厂前身是地处苏州河南闸北叉袋角（今恒丰路(héngfēnglù)铁路新客站附近）的闸北水电公司(gōngsī)。公司1911年8月竣工，1928年9月在军工路、闸殷路开工扩建新电厂（即现今的闸北发电厂）。之后，闸北屡遭日寇的兵燹之灾，位于闸北叉袋角的电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加之上世纪30年代，上海(shànghǎi)已经成为中国(zhōngguó)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地理经济重心逐渐从苏州河向黄浦江位移。因此，闸北发电厂不仅在杨浦扎了根，并且逐渐取代了原发电厂的地位。透过闸北发电厂的发展轨迹，能够加深理解上海城市发展的“水脉逻辑”。 江河是生存之(zhī)本，又是交通之枢纽。上海(shànghǎi)曾经是中国最富庶的“江南五府”之一松江府下的一个县，境内的吴淞江连接江南水网。如果把长江黄金水道和中国月牙形海岸线比作一副蓄势待发的弓箭，那么上海恰是(qiàshì)箭头(jiàntóu)。汉语里“码头”一词的含义既包括它的本义，即“水岸泊舟(pōzhōu)处”或“水陆总汇泊舟之地(dì)”（据《辞源》“码头”“马头”条目），又可(kě)作为市镇的代名词。因此上海方言称商人穿梭于各市镇之间(zhījiān)的商业活动谓之“跑码头”。梨园则将之指代“巡回演出”和“走穴”。“春江(chūnjiāng)水暖鸭先知”，中外商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上海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争先恐后地“跑”上海这个大码头。 英美殖民者得租界之利，其中公共租界就控制(kòngzhì)了(le)包括从(cóng)外滩到杨树浦的(de)黄浦江一线。中国民族企业的命脉则主要靠辐射华埠区域和(hé)内地的苏州河维系。早先上海华商经济(jīngjì)基本上是与民生直接相关，同时又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当时苏州河两岸就遍布着不少碾米厂、面粉加工厂、纺织厂等等企业。而苏州河连通的水系地域也大体就是上海华商经济的产业链和发散(fāsàn)区域的边界。从茅盾的《林家铺子》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sānwǔdòu)》里依稀可见江南(jiāngnán)(jiāngnán)城镇经济和上海经济深度依赖于江南水系网络的情景。随着工厂和社区人口数量的增长，租界当局采用“越界筑路”的套路，把(bǎ)水电等向华埠延伸。有识之士一则看到了发展(fāzhǎn)民族工商业的机会，二则也为了堵击洋商的渗透与蚕食，遂在苏州河南岸(nánàn)发起筹建闸北水电公司。能源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建设电厂是上海社区与产业布局趋于繁荣(fánróng)和成熟的标志。从1909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向朝廷上奏筹建闸北水电公司得到批准，到1911年8月竣工，闸北水电公司体现了上海“苏州河经济”的成熟与发展。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在全国乃至世界的(de)经济(jīngjì)(jīngjì)地位已经(yǐjīng)逐渐确立。华商也越来越深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而苏州河作为经济载体越来越不堪重负(bùkānzhòngfù)。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正式成立。上海市政府选址租界之外的五角场地区，其中一个很重要(zhòngyào)的原因，是适应上海政治、经济重心东移这(zhè)一趋势，并且可以紧密依托华埠的黄浦江下游、军工路段的黄金(huángjīn)水域。此前一年的10月，闸北水电公司选址军工路殷行乡剪淞桥闸殷路口开始新(xīn)建发电厂，1930年12月新电厂建成供电(gōngdiàn)。它不仅改变了闸北供电的格局，还(hái)架设电缆供应浦东北部地区。这一时期不仅是闸北水电公司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还呈现了上海华商经济从“苏州河经济”向“黄浦江经济”过渡的“水脉逻辑”。 回眸改革开放开始至浦东开发(kāifā)的(de)10年间，上海(shànghǎi)(shànghǎi)的战略布局有点不明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在(zài)承担当时的上海电视二台所拍《浦东：上海的希望》电视专题片(zhuāntípiàn)的时候了解到，彼时在城市发展思路上，有“东进(dōngjìn)”与(yǔ)“南移”的两种意见。所谓“南移”，是参照(cānzhào)国外的卫星城模式，依托石化厂所在的金山地区这块“飞地”建上海的新城区，目的(mùdì)在释放中心城区的压力和延伸上海的城市功能。虽然初始成本较低，但是由于金山石化与中心城区相距太远，后续效益低，缺乏中心城区与卫星城的互动效应，发展前景难以预期。另一个(yígè)是“东进”。遵循着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在演进(yǎnjìn)轨迹，即“苏州河—黄浦江—长江、东海”的“水脉逻辑(luójí)”。虽然，在当时来看，“东进”路线的难点在跨越黄浦江，但是，实践证明，有了这一个跨越，“小卒过河顶大车”，就有了后来的浦东开发，一下子把上海城区推进到长江口、东海边(biān)。“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后的外高桥、长兴岛、洋山港等等就顺理成章了。上海从此开拓了发展的新格局。 坐落(zuòluò)在杨浦黄浦江畔的闸北发电厂新址 闸北水电公司之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契合了上海发展的“水脉逻辑”，而且还体现在(zài)公司企业文化(wénhuà)的现代性上。 当初，面对租界(zūjiè)当局越界供电的渗透与蚕食，闸北地区各界爱国人士坚决维护民族(mínzú)利益，决定筹建自己的水电厂(diànchǎng)。在(zài)得到清政府批准后，却遭遇(zāoyù)租界工部局的百般阻扰，他们(tāmen)又进行了(le)坚决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曾经(céngjīng)一度被江苏省署接收，后又买回），他们的筹建、运营方式没有承续晚清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数，而是“以夷制夷”、择善而从，完全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例如向社会公开发股票、债券(zhàiquàn)，因为红利优厚而受到追捧；电厂设备(shèbèi)采购向世界招标，先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斯可达厂、瑞士卜朗(bolǎng)比厂和美国燃烧公司订购汽轮发电机和锅炉。在运营上灵活多样，电力卖给独立经营的小公司，与租界工部局电气处订立购电合同，在电力不足时用于购电转售，等等(děngděng)。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位于杨浦的这家电厂成为当时发展最快(zuìkuài)、容量最大的民族电力企业，为上海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在上海发展的(de)大格局中，虽然闸北发电厂的功能与作用已经改变，但是(dànshì)它体现的上海城市发展的“水脉逻辑”和(hé)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